那日，有机会参加上海图书馆晚宴，席间，日本国立文学研究资料馆的冈雅彦先生，谈起了日本静嘉堂文库现藏之宋版书。这样的话题一打开，就自然谈起了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心源，也谈起了嗜书如命、喜好收藏宋版书，在当年称为“一代书痴”之黄丕烈先生。当然，清代上海大藏书家郁松年，也成了席间闲谈的内容。

　　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史上，陆心源堪称个人收藏宋版书之巨头，他号称收藏了二百部宋版书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也是不能忘记上述两位同时代的藏书家。因没有了他们，历史上也许就不会记载陆心源这位藏书家的名字了。

　　人称“佞宋”以及“百宋一廛”的黄丕烈（1763——1825），可谓在藏书界谁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并在藏书史上留下了无数的佚事佳话。今天，一批批去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的参观者，带回的由这个文库赠送的介绍插页上，就留有着一颗颗“百宋一廛”这样的红印藏书章。这就是当年由黄丕烈收藏的宋版书，尔后就流入了湖州陆心源所建的百百宋楼。黄丕烈，江苏吴县人，清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中举，虽官名不大，但酷爱藏书而名满江南。“百宋一廛”就是他最有名的藏书斋。意思是这位主人，已有了收藏宋刻书一百部的书楼。其价值无可比拟，当然也说明了一个高额的经济价值概念。我国的宋版书，据说至明代已是以页论价了，有记载说：“有以宋椠版至者，门内主人计叶酬钱，每叶出二佰。”一页宋版书要卖二佰两，可谓是高价征集，那么一部宋版书要多少银子呢？这不是吓杀人的天价了吗！但这确有其事。因为，历经战乱与动荡，宋椠本也所剩无几了。由于宋版善本书之珍贵，以致黄丕烈每得奇书，总要邀请名流绘画赋诗。如当他得宋刻本《孟浩然诗集》时，就请人绘《襄阳月夜图》，收藏了《三谓诗》，就有名流为其绘《三径就荒图》。这个风流书痴，每年还要举行祭书典礼，他每得好书总邀朋友共赏，并为得书写下跋语、校勘记等雅文。

　　可时间是无情的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些宋刻善本书，最后大都流入了陆心源手中。陆心源名其藏书处为“百百宋楼”，这既有藏宋刻书二百部的自夸，也欲在气势上压倒黄丕烈的“百宋一廛”之意。这样的事，是书缘、还是书怨，抑或是中国独有的在藏书“文明”上之竞争？

　　我曾读过台湾作家高阳，在他的一本叫《瀛台落日》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湖州陆心源大收古书，以上海郁氏宜稼堂的精椠为基本，数年之间，蔚然成家……”看来那写胡雪岩传奇而出名的高阳，也注意到陆心源“百百宋楼”藏书之来源。清代在上海最大的藏书楼为“宜稼堂”，而其藏书家就是郁松年（1799——1865）。他出生在上海南翔，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曾祖父。郁松年自幼好读书，但直至46岁才考取了个秀才，可他凭借经济实力，在全国收购了大批古藉，其中不少是宋元珍本。据人考证他“收藏了历代古藉多至数十万卷，名闻大江南北。”郁松年与陆心源一样，潜心版本目录学之研究，还注重刻书，曾翻刻宋元孤本多种，最著名的是《宜稼堂丛书》，有229卷，被列入清末书目。可他一生辛苦收藏之书，最后大多失散，书的命运像流浪儿到处飘泊。1853年小刀会占据上海期间，把藏书当做引火柴烧了一部分，1860年太平军期间，李鸿章在上海也顺手拿去了许多珍本，往后，丁日昌署上海道台时，又买了部分的藏书……。总之，当郁氏家道衰落时，他多年积累之珍贵图书就大量流散，特别是那些宋元善本书几经周折也大多流入陆氏家中。我们今日据有关藏书资料的信息披露，当郁松年逝世后，上海“宜家堂”藏书楼，近半个多世纪所收藏的旧刻善本书，基本上被广东丁日昌的“持静斋”藏书楼、聊城杨氏的“海源阁”、江苏常熟瞿氏的“铁琴铜剑楼”、以及湖州陆心源的“百百宋楼”等这些著名的藏书楼所收购。当然有部分“宜稼堂”之藏书，被郁家的世交、湖州人王一亭（震）所收购。据说王一亭在他所建的“梓园”中，他收藏之书画、善本书，在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，也不幸被散失而流入民间，有的甚或不知去向。

　　尔后，陆心源花一生心血，从“百宋一廛”、“宜稼堂”、以及从全国许多藏书家手中所收的善本书，特别是那些属于国宝级宋元善本书，他都收藏进了他的藏书楼。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，当它的主人陆心源去世后，就在1906年间，后人无力保管，就以十万银两之价值，将“百百宋楼”的藏书精品，均转卖给了日本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，终成了“泊去品”。这，不能不说是近代藏书文化史上的一个悲剧！

　　所幸的是，这些距今已有千年的藏书还在，可我想：这究属幸耶，还是悲乎？（文 张建智）